[2]行政法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青睐源于有关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争议，伴随主观诉讼/客观诉讼的区分为人们所熟知，针对主观公权利的研究也开始兴起。
参见彭冰：反思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三种模式，《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第10页。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
在大数据模式下，大型平台企业日益集聚全社会的各类信息，不仅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信息，也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掌握其他几乎所有企业、个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以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这种支付机构与银行之间的直连模式绕开了人民银行的清算系统，使得无论是交易账户所在的银行还是人民银行均无法掌握具体交易信息和资金准确流向，从而给后者行使反洗钱、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调节、金融数据分析等相关职能造成障碍。概言之，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在理论上存在区别，但现阶段从实际操作角度不妨等量齐观，以免在监管实践中造成障碍或困惑。[13]事实上，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互联网金融，都是金融和技术的某种形式的结合，且最终落脚点都是金融。进而言之，这又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无论是否由(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均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广义说则以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阿纳(DouglasArner)为代表，认为监管科技并非只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分支，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包含三个有别而又互补的层面：金融机构日益运用技术来满足监管要求。正如《互金指导意见》所言，互联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而一旦涉及到这个概念的基础作用，直觉的理解就几乎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没有对人的尊严之意义保有一种合理清晰且一般性的观念，我们就不能轻易地为相关行动提供特定的意涵。
他提出了五点批评意见，其主要理由是：自由派学者把位格与位格之外在特征相等同，犯了Kreeft所说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弊病。这样，孙效智以一种哲学的和世俗的方式完成了对菲尼斯的一个几乎同样命题的论证，他们对胚胎与位格之关系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康德人格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是自主性，尽管自主性构成了尊严的核心，但是尊严和自主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中都是一致的。当然，本文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辩护这种意义上的人性尊严观以及有限制的基因编辑的合理性，而且还要表明，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宪法理论之诸种实践的强化论证。
JamesGriffin曾在尊严与自主性之间以规范的能动性（normative agency）来建立一种强关联，并从自主性中推导出权利的存在。若认为人类胚胎不是位格，那么胚胎便无尊严可言，剩下的判断标准就只有相关医学研究能否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福祉。
如果承认人类胚胎或精卵细胞本身带有潜在性的位格，本身具有尊严，那么携带严重遗传缺陷的基因将来会使得一个完全的位格人在某种意义上丧失自主性、理性能力或选择的可能性，这样就很难讲他或她过的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下文论证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有意义的位格概念和尊严概念，使得二者能够融合起来共同辩护一种有限度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实际上，Pinker的观点是遵循Ruth Macklin的。M.A. Warren提出了五个判准：意识（特别是感知苦乐的意识）、理性思考、自发行动、沟通能力、自我概念与自觉。
可以说，对待尊严概念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因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遗产而坚持这个概念，于是探究尊严的内容及其与其他道德理念的关系就成了我们的责任。这两位论者对尊严概念的激进批评，以及一些学者对人权公约尊严概念空洞化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成立的，这是否意味着，尊严作为一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其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对于潜在者或具有潜在性的位格来说，完善论的自主性甚至具有根本的意义。其主要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尊严这个概念是保守派打压医学研究的工具，二是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模糊不清。
三是扩大对自主性内涵的理解，使其从一个消极的概念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即一个至善主义的概念。至此，本文完成了两个论证：一是把位格的概念延伸适用到或溯源到人类胚胎，甚至是最初级的胚胎形式。
后者适用于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人工流产，李震山对此提出质疑：允许堕胎是否使人因丧失其多样性而贬损人类生命之整体价值?对于前者，李震山并未着笔。自由派学者过于看重位格特征在现实性上的有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违反经验常识的。
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不采用基因干预的手段，那么其未来的人生很难说是一种有理性能力和自主性的人生，也很难说是一种符合人性尊严的人生。这些复杂而漫长的论证是要表明，如果我们把康德主义传统的对位格内涵的理解扩展到胚胎上面，那么就有助于我们在深刻的哲学意义上辩护胚胎本身具有人性尊严。而且一旦我们这样理解，则意味着人性尊严的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有可能是冲突的。正如你或我都有说藏语或冰岛语的能力——尽管我们都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因此，甚至最早期的人类胚胎也已拥有生物学能力，以适于支持特定的人之活动，诸如自我意识、理性和选择（只需要考虑时间以及对空气、水和其他营养的代谢转化）。在基因编辑技术没有发明之前，我们对具有严重遗传缺陷的人们的人生境遇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只能提供一些外在的条件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这还不够，要想辩护有限基因编辑的合理性，还必须以承认人类胚胎是位格为前提，同时还得对自主性理论进行改造，以适合作为位格的人类胚胎。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性尊严不容侵犯。除了官方把违背人性尊严作为一个根本理由，反尊严论证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而Waldron认为，在其他场合，人们通常接受尊严自身是有基础的，尊严基于什么以及人的尊严源自人类个体或人类物种（the human person or the human species）的何种特征，问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四、重新理解自主性：对德沃金人性尊严两原则的反思 德沃金极为强调人性尊严，人性尊严也构成了其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核心价值，但是德沃金从其尊严理论反而推导出了无限制的基因编辑运用，这在某些人看来又是反尊严的。
胚胎必须是现实的位格，才具有发展位格特征的潜能。T. Engelhardt追随康德的观点，认为只有有道德意识的道德主体才是位格。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本文承认人类胚胎为位格，承认其为目的本身，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出于完善自主性的需要只能支持有限度的基因编辑。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就是胚胎从受胎到着床于子宫粘膜期间的人性尊严保护问题，Papier尤为关心着床前的胚胎是否为人性尊严的载体。因此，世界各国对基因编辑的官方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基本都禁止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不允许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胚胎或者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做这样一个考察的目的在于，我们应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混合理论以证成一种合理的有限基因编辑。
我不会假装说，在这里存在简单的答案：我们学术的遗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一个在清晰性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观念。如果是潜在的，那么位格就无法承载各种变化与发展。
当代自由主义对位格内涵的界定基本延续了上述看法，比如Singer认为位格的特征包括：自觉、自我控制、未来与过去感、能与他人建立关系、关于他人、沟通与好奇等。我们接下来就逐一考察它们对待基因编辑的可能态度，本小节余下部分将重点考察两种倾向于反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人性尊严理论。
第五，尊严是自相矛盾的。五、辩护基因编辑的法律可能性：人性尊严的宪法实践 与中国宪法学者看重人性尊严的消极防御功能所不同的是，在德国的宪法实践中出现了人性尊严的通货膨胀现象。
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胚胎是否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是位格（human person）。第三部分重在分析胚胎的道德定位，主张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第八，尊严是一个没有用的概念，应以个人自主性原则（principle of personal autonomy）来取代它。这样不仅位格要以Pb来界定，而且人类个体也要由Hb来界定。
一切有悖于人的尊严的行为都应该予以制止。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和尊严又界定了国家的义务：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尊重人的主体性。
宪法学者李震山在对德国相关宪法判例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对生命始期的理解已从有生命意识的个体前推到有生命现象的个体，而后者则始于精卵融合或以无性生殖技术形成胚胎之际。虽然孙效智最终的观点是强势而保守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大量的工作是对胚胎本身的性质进行定位，抛开最终的结论，关于胚胎的定位本身对于讨论基因编辑来说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论证效果。
既然是位格人，就有尊严适用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不能处于手段的地位。作者：朱 振，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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